开明出版社

一面校旗，见证流亡中的抗争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庄严肃穆的展厅中，一面旗帜微微泛黄、带着斑驳的岁月印记，静静陈列于展柜中。在这面长1.5米、宽0.8米的白色绸子旗面上，由黑色绸子精心缝制而成的“东北竞存中学校”七个大字格外醒目——它就是由著名的抗日救国志士、教育家车向忱创建的东北竞存中学校旗。这面象征着东北白山黑水的校旗，是不甘屈辱的东北民众誓死抗争的历史见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了东北大地的宁静。短短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大量东北孩童跟随父母家人流亡关内，很多人无家可归、无书可读，甚至不得不沿街乞讨。

  1935年，为抗日救亡四处奔走的车向忱，辗转来到西安。车向忱深知，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抗日救亡急需大量人才，教育是点燃希望的火种，是培养抗日力量的重要途径。于是，他毅然将流亡的孩子们集中到自己家中，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

  随着孩子数量日益增多，车向忱萌生出一个大胆而坚定的想法——创办一所流亡子弟学校，让他们在困境中也能汲取知识的力量。

  1936年4月，东北竞存小学在西安成立。彼时，条件艰苦异常，车向忱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购置了简单的教具。教室里的书桌、凳子高低不齐，有的是从附近邻居家借来的，有的则是用木板在土堆上临时搭起来的。尽管环境简陋，但车向忱办学救亡的初心却无比坚定。他为学校取名“竞存”。当时一家报纸称这所小学是西安“唯一穷苦的竞存小学校”。

车向忱（1898年5月7日—1971年1月8日），辽宁省法库县人。曾担任原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资料图

  就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车向忱第二年开办了东北竞存中学。在开学典礼上，车向忱慷慨激昂地说道：“同学们！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叫东北竞存学校呢？我们就是要通过竞争、奋斗，取得我们学校、我们东北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准备打回老家去！”

  他的话语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师生。备受鼓舞的同学们自发行动起来，他们按照车向忱的笔体，找来黑色绸子，精心制成了“东北竞存中学校”几个大字，并将其缝制在一块白色绸子上。从此，这面凝聚着师生们爱国热情和坚定信念的校旗高高飘扬，成为东北竞存中学的精神象征。

  东北竞存中学校旗，激励着流亡学生们收复大好河山，鼓舞着同学们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为更好地宣传抗日，东北竞存中学成立了“火流剧团”，以生动形象的戏剧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这面旗帜所到之处，便是宣传抗日的舞台，见证了师生们为抗日事业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1938年秋，日军对西安进行了疯狂轰炸，学校被迫迁到凤翔县纸坊街两座破庙里坚持办学。尽管环境恶劣，在长达8年的办学时间里，东北竞存中学宛如一座培养抗日人才的摇篮，为抗日救亡和革命事业培养了3000余名优秀人才，近300人毕业后奔赴延安，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壮丽的篇章。

  如今，透过这面经过岁月冲刷的校旗，我们依稀能看见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东北竞存中学校旗在风雨中飘扬的场景，师生们为抗日救亡奔走、呐喊的身影，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生动写照。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口述者范丽红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采访整理者刘勇系光明日报记者）

教育思想，凝聚时代下的赤诚

  车向忱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体现在烽火办学的行动中，更凝结于其丰富的教育论著与思想遗产里。由他的后人车红编选的《教育要配合实践:车向忱教育文选》，便系统梳理了其教育思想的脉络，全书共分为七辑：综述；挽救国家危亡，平民教育研究；救亡图存，国难教育研究；1949年后进行社会主义新教育制度改造；教育为本，师资为先(教师篇)；怎样教育新的一代(幼儿教育篇)；怎样教育新的一代(学生教育篇)。这些内容翔实记录了车向忱从事教育工作的感悟、发现和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更映照出那个年代里先生赤诚的教育热情与家国担当。

  作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车向忱在平民教育、国难教育等领域有着深入的探索与论述。在平民教育方面，他著有《家庭教育法》《女子教育》《国民简易教育是其他正宗教育的先决问题》等文章，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普及，力求让教育突破阶层局限，成为唤醒民众意识的力量；在国难教育方面，《东北民众的重大使命》《加紧实现扩大的国难教育》《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等著作，则紧扣时代需求，既揭露日军奴化教育的本质，更呼吁以教育为武器，凝聚民众抗日斗志。

  纵观车向忱的教育思想，“爱国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他倡导“学以致用”，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洋教条”，主张教育要与救亡实践、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这恰是他在东北竞存中学“以教育救亡”实践的理论升华。他的教育思想并非空谈，而是从丰富的办学经历中沉淀的智慧结晶，具有开创性与科学性，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教育是车向忱终身的追求和使命，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研究与实践；而他的教育思想，也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既回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也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在中国教育史，特别是东北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几代人。

  他始终坚持的“抓住时代所需办教育”，正是其教育思想能够跨越岁月、屹立不倒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