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出版社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烽火与晨曦中，总有一些人，以生命为笔、以理想为墨，在民族复兴的长卷上书写教育的赤诚。

  董纯才先生，便是这样一位横跨世纪的教育守望者——他从晓庄乡村的田埂起步，以“科学下嫁”的初心打破知识垄断；从延安窑洞的油灯下深耕，以革命教育的火种点燃希望；从白山黑水间拓新，以正规化教育的蓝图培育栋梁；从新中国的教育殿堂领航，以知行合一的理念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当岁月淘洗去浮华，《改造我们的教育：董纯才教育文选》如约而至，这部凝结着先生教育智慧与人生感悟的著作，既镌刻着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底色，也映照着中国教育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兴邦的百年求索，为当下教育改革提供了穿越时空的思想滋养与精神指引。

为人民教育事业奉献一生

  1905年春，董纯才生于湖北大冶道士洑镇的书香之家，父亲董昆瀛民国初年曾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受父亲的影响，董纯才从中学时即立志从事教育。从私塾蒙学、武昌教会学校的启蒙，到上海浦东中学的深造，再到南方大学、光华大学教育系的系统研习，多元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教育实践奠定了深厚根基。

  1928年，家境骤贫的他被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想感召，毅然转学南京晓庄乡村师范，以半工半读之身成为陶行知的得力助手，从此踏上乡村教育的拓荒之路。

  1931年，上海自然学园的“科学下嫁运动”成为他科普事业的起点。编辑“儿童科学丛书”时，他写下《苍蝇与瘟疫》《鸟类迎宾馆》等通俗读物，翻译的法布尔《科学的故事》、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等作品，用“科学的内容，文艺的形式”打造科学文艺作品，滋养了一代青少年。

  1936年，民族危亡之际，他认清“教育救国”的局限，毅然投身革命，1937年穿越战火奔赴延安，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与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教育理想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副科长、科长，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委员会委员，延安中央研究院材料编辑处负责人、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走上革命道路，是董纯才思想成熟后的选择。后来他有诗自述：“晓庄摸黑路，申江识迷津。朝圣西北行，远征有南针。”

  抗战胜利后，他挺进东北，废除伪满奴化教育与国民党党化教育，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东北教育行政学院院长，参与四次东北解放区教育会议，提出“新型正规化教育”理念，创办东北实验学校、东北教育学院，为东北解放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主持制定中小学教育规程，重建教育科研体系，推动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发展。晚年的他仍笔耕不辍，85岁高龄时写下“白首犹耕耘，余热报国心”的诗句，直至1990年逝世前三天，还在叮嘱《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的编写事宜，用一生践行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誓言。

  从晓庄的布衣书生到延安的革命教育家，从东北的教育重建者到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奠基人，董纯才的八十五年人生，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他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守教育一线，用脚步丈量教育的广度，用笔墨书写教育的深度。

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

  董纯才的教育思想并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扎根实践、与时俱进的智慧结晶，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四大维度：

  一是“人民本位”的教育立场。从延安时期编写农民识字课本、边区儿童教材，到东北解放区“进一步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倡导“建设新教育”，始终将教育公平视为圭臬。

  二是“实践第一”的教学理念。受陶行知影响，他毕生倡导“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事事强调联系实际”，批判“读死书、死读书”的僵化模式。在延安，他编写的教材融入生产劳动、革命斗争的实际内容；在东北，他推动“加重文化学习”；在新中国教育改革中，他强调“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就必须施行全面发展的教育”。这种将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念，贯穿其教育生涯的始终。

  三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1954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系统阐述“政治觉悟、文化修养和健康体质”的育人标准，提出要践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教育方针，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学、体育卫生工作的有机结合，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保卫者。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核。

  四是“守正创新”的改革精神。他既珍视老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善于吸收外来先进经验。在东北解放区，他提出“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与实际经验”，但强调“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拨乱反正后，他力主重编中小学教科书、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推动教育科研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晚年推动编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镜鉴。

本书的时代意义

  《改造我们的教育：董纯才教育文选》的出版，绝非简单的文献汇编，而是为当代教育界献上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价值的思想宝典，其意义深远而多元：

  首先，填补了教育史研究的空白。文选收录了董纯才从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代表性论著，包括《谈科学大众化》《论国民教育的改造》《关于办正规学校的问题》等经典篇目，系统呈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这些文章既是他个人教育实践的总结，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鲜活缩影，为研究革命根据地教育、新中国教育制度建立等课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其次，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思想滋养。当前我国教育正面临“双减”落地、教育公平推进、核心素养培养等重大课题，而董纯才的相关教育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再者，传承了教育家的精神品格。文选不仅展现了董纯才的教育智慧，更彰显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从延安时期在简陋条件下编写教材，到晚年带病主持教育史编写，再到临终前捐献遗体的壮举，他用一生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真谛。这部文选让读者在品读教育思想的同时，更能感受到一位老革命家、教育家的家国情怀与人格魅力，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树立了精神标杆。

教育创新的另一种可能

  在董纯才的教育实践中，“科普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这一视角在当下仍能带来深刻启发。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科学下嫁运动”中，他便突破传统科普的枯燥模式，展现了“科学文艺”的新范式。

  这种创作理念，让原本高深的科学知识走进大众，更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今天仍具强大生命力。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而科普与教育的融合正是提升国民科学素养的关键路径。董纯才的实践告诉我们，科普不应是孤立的知识传播，而应与学校教育、生活实践相结合——课堂上，可借鉴他的“故事化教学”方法，让数理化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课外，可搭建科普实践平台，让学生在观察自然、动手实验中培养科学思维。这种“科普赋能教育”的模式，既能破解传统教育“重知识、轻实践”的局限，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实现路径。

  更可贵的是，董纯才的科普教育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温度。他的作品从不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亲切的语言与读者对话，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正是当下教育所倡导的理念。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少年面临着海量知识的冲击，如何让科学知识真正走进心灵、指导生活？董纯才的科普教育思想给出了答案：唯有贴近生活、尊重规律、富有温度，才能让教育与科普真正滋养人的成长。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八十五春秋，笔耕勤不休。垦殖荒芜地，嘉禾献九州。”董纯才的一生，是教育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改造我们的教育：董纯才教育文选》不仅收录了他的教育思想精华，更承载着一位教育家的初心与使命。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重读这部文选，我们既能汲取历史的智慧，又能获得前行的力量。

  董纯才先生早已远去，但他的教育思想如灯塔般照亮前路，他的奉献精神如春雨般滋润心田。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学习者，我们当传承先生的教育理想，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在教育的沃土上深耕不辍，让先生毕生追求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教育”之花，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